原标题：专家支招如何摒除婚庆陈规陋习
民政部近日召开全国婚姻礼俗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奢侈浪费大操大办、人情攀比、低俗闹婚、拜金盛行、道德滑坡等问题突出。这些问题不但成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绊脚石，而且影响了群众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影响婚姻家庭和谐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民政部提出推进婚姻礼俗改革，积极倡导移风易俗。
恶俗婚俗成因亟待厘清
对于目前婚俗中出现的问题，相关部门一直在着手治理。
2016年年底，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11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一方面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摒除陈规陋习。
在我国，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中的人情风俗承载着交流互动、情感沟通等功能。
“哪有这么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面对基层治理，这是不少群众的看法。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看来，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婚俗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遏制，关键难题在于它是个“软问题”以及社会已经高度分化。“软问题比较难用硬办法解决，因为硬办法很容易‘越界’。比如彩礼问题，不论双方在主观上有多么不情不愿，但从客观上来看，双方都是你情我愿的，否则这婚就结不成或不结就行。对于这种情况，恐怕无法简单化处理和对待，更别说硬办法了”。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则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婚俗问题改革的背后，要弄清楚天价彩礼的发生机制是什么。这是由一些大的结构性矛盾支撑的，当这些大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改变时，用任何制度、法律都无效。
在董磊明看来，天价彩礼等婚俗问题长期以来难以遏制，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男女比例不均衡，男多女少。从社会阶层来看，女性更愿意嫁给条件更好的人家，而且男性很大程度上很难找到比自己条件好的女方，往往就会出现山区嫁到平原、农村嫁到城市、小城市嫁到大城市的趋势。女性本来就少，而且还出现向上游加剧流动的现象。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发展，大量女性进入城市。
第二，农村出现经济分化。彩礼表面上是丈母娘决定的直观结果，但背后是整个农村出现的经济分化。彩礼价格实则是较富裕阶层制定出的标准，也就会形成经济中等、中下等的家庭疲于奔命，经济底层的家庭被淘汰的问题。
第三，中国家庭的特性是代际关系紧密，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他们对儿子负“无限”责任，儿子结婚是他们的人生任务，彩礼大部分也都是父母负责，这些彩礼钱都是通过代际接力(三代人)积攒下来的，因此存在“榨取”的空间。中国区域差距大，有些地区父母对儿子负“有限”责任，代际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彩礼价格相对较低。
“在这样的结构上，通过改革、法律调节是无法解决的，除非改变上面三个结构，才会有所成效。”董磊明说。
能否通过立法遏制乱象
是否听说过“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对于这样的问题，在记者进行的线下以及线上调查中，总共有98名受访者给出答案，其中只有8.66%的受访者表示听过，绝大多数受访者不知道我国婚姻法有这样的规定。
“这正是大部分民众在彩礼问题上法律意识淡薄的根本所在。”在北京某婚恋机构担任咨询师的赵晓雪对记者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给付彩礼的习俗在当地以‘民间法’的形式存在，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此，尤其是在农村尽管出现了许多实际上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但是，如果不从立法层面规定彩礼数额，会使得彩礼数额出现混乱的局面，以至于出现高额彩礼。在一些彩礼纠纷中，有人认为彩礼就是大额财物，那么对于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就有不同结论。由于没有数额规定，彩礼在给婚姻当事人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攀比、求异的不正之风。”赵晓雪说。
在采访中，也有民众提出，能否对婚俗中的相应问题通过立法进行规制。
对此，刘燕舞认为，法律不宜过分介入其中。因为法律的过分介入不仅是弱化婚姻表达情感因素的问题，而且从法理上说，婚姻消费中的项目涉及婚姻双方的私有财产，有的男方愿意买更好的房子、送更高的彩礼给女方，而且这些用于买房和支付彩礼的钱都是他们的合法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如何通过立法去禁止?在一个越来越高度分化的社会里，这可能也是法律在法理上将会遭遇的困境。
对此，曾有地方尝试一个办法，即利用农村基层组织，把办婚礼的流程、彩礼数额等通过村民公约的形式来固定下来，通过农村的红白理事会给予规范。
对此，董磊明的看法是，在很多地方，红白理事会是个虚幻的存在。对于“用庄严神圣的结婚登记颁证仪式代替大操大办的婚礼仪式”这一要求，或许还能起到有效作用。可是，对于彩礼这一私人问题，实际上有一定的市场规律存在，所以红白理事会调节彩礼价格是很难的，而且相关负责人也很难干预、很难操作。
“这种做法要给予肯定。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至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姿态和风向标，可以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落实起来肯定会遇到难题，通过红白理事会的引导而形成村规民约也只能是‘软办法’，对于‘软办法’，效果只能因人而异。”刘燕舞说，国家应该大力地倡导文明的婚姻消费。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抑或各种新媒体，特别是那些相亲节目，这些传播渠道具有公共性和导向性，不能为炫耀性的婚姻消费和恶俗、庸俗的婚俗提供宣传平台。同时，可以探索通过法律规制那些与婚姻消费有关的公司。比如，部分房地产公司打出“你离丈母娘就只有一套房的距离”“有房就可以叫丈母娘，没房你只能喊阿姨”等广告语招摇过市，这些是典型的践踏公序良俗。发力的方向应该在这方面。
来源：法制日报
责编：刘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