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并以理论指导改革实践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中，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在已有理论创新、经验总结、政策集成基础上针对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进行的新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源于对新发展阶段因时因势作出的主动应对和决断，形成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准确认识和把握，聚焦于对“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路径的重大调整和完善。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既遵循了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引领改革发展、以改革发展筑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这一“学史力行”的内核要义，也彰显了北京积极融入和服务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战略布局要求的精准回应。

理论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衔接的逻辑必然

从地理空间看，循环联系于地理格局。经济循环畅通从地域上说是产业与地理空间叠加的布局优化与改进过程，内外循环因为经济地理的优势不同而呈现空间发展的差异性，融入新发展格局必将带来区域板块间及板块内的分化重组问题，内在地要求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空间。与此同时，推动双循环本身又面临着具体任务落地实施的迫切需求，需要多维度调整和改革，政策工具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基于区域、省域、市域、县域、城乡等不同的中小微循环体系是双循环的基本脉络和运转场域，客观上决定了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调整优化区域布局为突破口。

从互动性影响看，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前者通过商品、服务、资金、技术、数据等的流动改变着区域发展格局，带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调整。后者通过自身的经济和制度基础影响着这些“流”的格局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空间过程，其战略演变过程既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思路与目标的一脉相承，又展示了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与时俱进。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格局在传统四大板块战略基础上，顺应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集群化发展趋势，构建起兼顾增长极（城市群、都市圈）、增长带建设与协调发展的“4+N”区域发展新格局。一方面，增长极、增长带等新区域战略强调打破地域限制，使行政区经济中的地缘阻隔、属地观念等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因素被削弱，转向资源畅通、产业联系、城市联通的区域一体化经济，为消除国内大循环堵点、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途径。另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目标旨在通过构建内外双轨通道回路提升国民经济体系运行的整体效能。打造内生动力引擎至关重要。城市群、都市圈作为国家空间战略的重要支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具备成为双循环功能单元与传动通道的天然属性。双循环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城市群、都市圈的良性循环，城市群、都市圈的循环效率，决定了国民经济循环的总体效率。

从理论体系演进看，区域经济理论建设需要回应时代重大课题，才能进一步发挥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作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更是化理念为行动的紧迫任务，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理念和战略实践递进深化的逻辑必然。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战略调整及区域关系重塑过程，同样将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理论持续创新发展提供实践基础。目前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效衔接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尚缺乏具有解释力、引领力的理论体系与分析范式。若不能对不同空间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双循环格局演变的基本规律作出精准研判，就难以对区域一体化循环体系（区域内循环+区域外循环）形成的动力机制和阻滞机制进行全面分析，也就无法对不同区域层次内外循环的联动与传导、融合与转换等重大问题给予准确解释。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区域经济现象的理论阐释及理论框架，形成新的理论逻辑主线，亟须持续深入的开创性探索。

方位标定：以系统观念优化升级京津冀区域发展定位

所谓“内”“外”之分，是对循环体系范围的界定。新发展格局具有多层嵌套性，由于区域不同等级城市具有多层次的地域分工，即便同一城市也因融入不同类型价值链和专业化分工格局，形成不同范围和层级的内外供求关系及耦合联动关系，从而形成小循环与大循环、内循环与外循环、局部循环与整体循环交织叠加的区域循环网络体系。在开放条件下，各类循环虽然相辅相成，但也并非完全步调一致，客观上有着相互制约的态势。系统观念要求树立大局观和协调意识，强调“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以系统观念谋划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不是搞自我小循环、不是搞低层次循环，而是要深刻认识本地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找准自身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优化升级京津冀区域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定位。

一方面，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增进对宏观经济格局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适关系的理论认知，既研究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相适应的区域定位与战略调整问题，也研究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相适应的区域定位与战略调整问题。前者解决区域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的问题，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能力；后者解决国内国际循环在不同区域层次的互动性问题，以避免内外循环相互阻隔甚至脱节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市场条件、人口状况、环境容量等基本特征，明确京津冀的功能定位和任务使命，因地制宜确定区域内外循环的主体地位和路径模式，构建符合区情的内外循环网络体系，在参与全国统一开放的循环体系建设中积极主动谋求作为，为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安全、高效、韧性、有力的区域支撑。

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定位。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进一步融入了现代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网络的范围概念与时代背景，要求具备协同运作的国际网络化平台、高度集聚的全球功能性机构、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全球引领示范等核心特质，形成融入双循环格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在未来扮演着跨境经济活动治理中心的角色。此外，世界级城市群定位还包含了经济功能以外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更为丰富的内容体系，这意味着，京津冀区域不仅要依托大国首都优势集聚国内国际高端要素，培育全球资源流动与配置的战略性功能，而且要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担当重要角色，在发展模式、治理机制、文化建设、开放程度等方面都要体现大国首都的担当和表率，并在全球事务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区域探索：以国内国际双循环拓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

区域城市群（都市圈）处于资源配置、技术研发、产业创新、制度规则和经济治理的中心，是经济集聚的载体高地，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联结，在循环体系中发挥着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具备率先畅通经济循环的条件。京津冀区域作为以创新资源富集、市场潜力大、改革条件好、开放程度高、综合优势突出等特征标定的有条件区域，具备畅通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需的功能集成和无可替代的战略担当，应率先形成良性循环，发挥好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核心枢纽作用，这必然要求形成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协同的新区域空间格局。

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重塑为主线，畅通内部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际上就是畅通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旨在通过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这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核心任务，科技创新是动力源。相比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目前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呈现明显的区域联动不足、关键环节本地化配套能力不足。据统计，北京21家市级头部企业的配套环节在津冀地区仅占1成左右，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占到3成左右。一方面，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河北与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京津存在产业断层，产业链关联度低、协作难度大。津冀近年来连续压减钢铁等基础材料产业和传统重化工业，进一步导致区域传统骨干产业规模优势丧失、企业外部流失加剧、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空心化。另一方面，新旧动力接续转换、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精尖项目引育难以及时弥补去产能的真空地带，导致区域产业结构整体优化缓慢。

抓住国内大循环快速启动和经济格局重塑的重要战略时机，扶持、疏通区际骨干产业链供应链中关键环节的断点、堵点，在保持区际供应链稳定的同时，围绕供应链部署协同创新链，推动一批区域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向创新型集群升级，从参与全球供应链向参与全球创新链跃升；借助三地自贸区政策联动，创新总部—生产基地、产业园区共建等多元化产业链接模式，提升“三链”深度融合和市场化协作水平；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产业链整合、升级、再造，围绕京津冀区域工业升级改造应用场景，提升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快厚植现代产业体系的新根基；以“一核”龙头企业吸引优质生态链企业在“两翼”布局，形成“竞合互补”的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分工格局，促进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现代金融等要素资源顺畅流动，提升区域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的竞争力与活力。

以构建区域统一大市场为战略基点，激发内需潜力。一是推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区域市场一体化，以规划制度统一、发展模式共推、治理方式一致、区域市场联动为基本特征，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抓手。近年来，京津冀区域在重点领域合作共治、生产力布局优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城市群功能提升等方面已经彰显出内外衔接、优势互补、一体发展、互利共赢的新格局，加快探索建立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应走向更深层次、更宽范畴。逐步实施区域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基本公共服务政策衔接、一体化征信体系建设等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准入限制；强化利益调控平衡机制、形成区域重大利益协调机制，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为基本原则，通过构建包含合作各方权利、责任、收益、风险、退出方式等在内的权责匹配的合作框架，引导重大项目合作中各方的行为选择，实现其利益均衡，激发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构建布局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城市群体系，是区域统一市场形成的场域载体。“国家级大都市—区域性大都市—地方性中心城市”构成递进的空间层级体系，由此形成紧密的循环关系。要强化功能性分工，推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式的京津冀区域空间架构，将“50公里半径生活圈—100公里半径功能圈—150公里半径产业圈”作为城市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的直接空间载体，补齐首都都市圈短板，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作为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京津冀区域承载着在更高起点上率先谋划和推进改革、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重任。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既要坚持将深化改革与持续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集纳最新改革成果、汇聚先行先试政策，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还要坚持以扩大开放促深化改革，在确保开放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全面开放导向下的区域协同开放。通过以更多“首创”政策实施、“首家”资源落地加快构建京津冀高水平开放平台，与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合力打造扩大开放共同体，为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示范引领，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不断积累扩大开放新优势，最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以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循环体系。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来源：《前线》杂志

编辑：郑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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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吴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