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档案里，有一份九十五年前的民主生活会会议记录。记录的内容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第一次民主生活会情况，会议的主持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杨闇公。
杨闇公
民主生活会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武器，也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的这次民主生活会因何而开，又解决了什么问题？这还得从1926年1月说起。
那时，时任中共重庆地委书记的杨闇公和重庆团地委书记童庸生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们来到上海，受到中共中央召集谈话，要求解决重庆党、团内部的团结问题。杨闇公和童庸生一头雾水、忐忑不已。他们刚刚结束了广州的会议，正踌躇满志地准备投入新的战斗，但未曾想到，会从中央领导的口中得知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并受到“重庆显然有两派现象”的严肃批评。
中央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原来，是因为收到了中共党员杨洵的信。杨洵在信中反映，重庆党团组织存在团体个人化问题。
杨伯恺（杨洵）
杨洵是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33岁的他已是一名“老”党员。1925年7月，按照党组织安排，他返回重庆，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工作。工作近半年，他一再感到种种不适。他认为重庆党团领导人童庸生个性太强，自己关心刊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童庸生居然持有怀疑之意，还一再插手中法大学教职员事务，有捣乱之嫌。除童庸生外，团地委其他同志也常常不采纳杨洵的意见，还要求他不能只关心中法大学事务，并让他担任不恰当的职位……如此种种，让杨洵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童庸生
其实，说起来，童庸生也有些冤枉。刊登中法大学招生广告的事，是因为经办同志延误、报社要价较贵，所以晚了两天登出，这事本与他无关。谁料杨洵发生误解，还专门写信向童庸生质询，所以童庸生才写了一封长信请杨洵尊重客观事实；组织事务繁多，希望杨洵多承担工作，有何不可；至于中法大学教职员事务，或是安排其他同志生活来源，或是担心引发军阀注意，又怎么算是乱插手……而反过来，童庸生对杨洵不愿意担任临时负责人、推诿工作等做法其实也有看法。
不过，杨洵反映童庸生性格太强势这件事，对童庸生来说，确实不冤。童庸生是在共产党员王右木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谁知在1922年10月成都地方团组织创建后，身为团地委书记的童庸生就与王右木发生了矛盾，并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童庸生离开了成都，转赴重庆建立青年团组织，还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严厉指责王右木。说起来，无论王右木还是童庸生，都是坚定的革命志士，两人间的一些争执和误会，着实让人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看来，杨洵受不了童庸生的性格，倒也不让人觉得奇怪。加之四川正值白色恐怖时期，重庆党团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和童庸生，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杨洵心想，与其同临时负责人曾净吾纠缠不清，不如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央。
中央收到杨洵来信后，高度重视。同志们都身处地下斗争险境，肩负革命重任，内部分裂会对党团组织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绝不能允许地方组织中有不团结的现象发生。但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央给出的办法就是“开会”！
1926年4月15日，在忙完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创建工作后，杨闇公组织重庆党团负责人以及包括杨洵在内的10位同志在重庆二府衙街70号召开民主生活会，按照中央要求开展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目的就是：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同志向前进。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资料图
会上，杨闇公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尽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位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碍团体工作的进行。”
杨洵随即发言，他详细陈述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对童庸生的看法，同时还抱怨道，自己给中央写信提意见，却被中央认为“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实在是难以接受。紧接着，童庸生也把相关情况一一陈述，言下之意也对杨洵极为不满。
随后，参会同志逐一发言。“这次全是他（童庸生）的态度不好，惹出来的，希望以后改正。杨洵平时对工作不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这次的误会，全是你自己的疑心生出来的，不应因个人的误会，不信任团体”“庸生对团体工作虽诚实，但个性强烈，有‘左’倾幼稚病。杨洵以前也曾努力工作，但回团后，态度上不太好”“庸生个性甚强，批评同志时甚至于谩骂，故很容易引起误会”。
大家陈述事实，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态度严谨、言辞庄重，尽管童庸生是重庆团的创始人，杨洵也是老党员，但大家完全没有顾虑。面对同志们火力十足的直言批评，杨洵和童庸生虽偶有解释，但更多的是一再回答“接受批评”。在互相批评的过程中，两人之间的一件件误会在大家面前逐一得到澄清，两人态度已然大变，再也没有情绪化的彼此攻击，转而就事论事。杨洵希望童庸生改正态度，童庸生则希望杨洵注意改正“小资产阶级心理”、团体与个人关系处理不当以及工作挑剔的毛病。
其实杨闇公非常认可童庸生，还曾在1924年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因我们的结合，乃精神上的真结合，不是由利害相结合而来，彼此都有共通的心志，故相见时不觉精神、真友爱完全流露出来了。”但杨闇公在主持会议时，态度十分公正，始终不偏不倚，从未打断任何一方的发言。当所有人发言完毕，他客观总结了童庸生、杨洵二人的缺点并进行批评，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强调：“我们的团体是统一的，我们的同志时时刻刻都应维护团体的统一，不应因为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表现分裂的毛病。这是我们同志应该注意的。团体不是私人能把持的，绝不是个人化的，是要团体化的。”最后，他希望童庸生和杨洵“以后共同努力奋斗，不再闹此资产阶级的意气”。
经历此次会议的童庸生和杨洵并未受到任何打击，两人还由此化解了矛盾，放下了包袱，也让所有参会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经过这次批评会的重庆党团组织，则以更加团结、更富战斗力的工作姿态受到中央的称赞：“川省现实是最好的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人所不及者。”
作为重庆党团的中坚力量，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后于1930年牺牲。杨洵也一直发挥其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为组织搞好宣传、做好统战，于1949年1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成都十二桥。
民主生活会会议记录
这就是重庆党组织历史上第一次民主生活会的故事。这份当年保存下来的珍贵而完整的会议记录，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我们看到，主持人程序严明，争议双方辩事实、讲道理，参与者公正严谨，最后的总结一针见血，达到了解决问题、团结同志的目的。这次成功的民主生活会，给当前我们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留下了宝贵的启示。同时，也深刻印证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来源：重庆潼南区档案局 重庆潼南区档案馆
编辑：杜莉
审核：张瑞华
三审：黄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