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在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地位相当于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从1934年7月至1935年8月停刊为止，《红星》报发刊共计31期，其中，关于长征准备的报道有3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和极其险峻的形势下，《红星》报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与战斗指令，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报道了长征中的战役战斗，刊登了红军与各地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消息，记载了许多重大历史事实。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
真实完整地记载红军长征战略目标的变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长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目的地在哪里？《红星报》始终追踪报道，既为当时统一红军官兵的思想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在人们的印象中，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事实上，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着转移的战略目标，从最初预定的“到敌人远近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到决定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再到多次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党和红军在长征中逐步调整认识，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了去陕北建立根据地的目标。
翻开《红星》报，可以看到长征战略目标的完整演变路径。每次党和红军制定的战略目标发生变化，《红星》报几乎都会通过社论的形式在第一时间进行传达、解释、动员，给世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两个方面军主力共同北上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7月1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25期发表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及时向红军指战员传达这一决定：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在数量上大大的增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而且使我们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在质量上也起了新的变化”“要求我们以新的战略方针来代替老的战略方针”。社论指出：“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合的伟大胜利，我们已经造成了打大胜仗创造广大的新苏区的有利条件，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变为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由于《红星》报于1935年8月停刊，对红军决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后，又将战略目标最终调整为向东发展，建立陕甘根据地，没有再作报道。
关于遵义会议的报道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最实时的文字记载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红星》报对遵义会议做了专门报道，2月10日至3月4日，长征专号第9期至第11期先后发表社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同时刊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这些重要文献不仅及时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战略方针的调整，也及时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
1935年2月19日，《红星》报所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一致确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认为过去在整个的反‘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处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整个突围的行动中，还是继续着这一错误……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这段文字反映的便是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以及部队指战员拥护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情况，对于研究遵义会议有着重要价值。
对重大战役的报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发表社论和理论文章，《红星报》还刊载了大量来自前线战斗的消息，尤其是对重大军事斗争，总要花大量版面进行详细报道。
《红星》报真实再现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1934年底，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8期集中报道了红军进入贵州以来的胜利消息和革命活动。在《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这篇“前线通讯”中，详细报道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第一次强渡的领导者是‘勇’团（即第一军团第一师先遣团）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他率领三个筏子不顾一切牺牲，在敌火力射击底下奔杀而过。行至中流，因敌火力的威胁，同行的两个筏子被水冲走，惟有毛正华同志孤军奋斗，胜利的到达彼岸，被冲走的二个筏子不久亦自河的下游爬上来，此行计五人：毛正华、刘昌华、钟家通、温赞元、丁胜心。一登河的彼岸时，因众寡悬殊，不能遂行驱逐敌人的任务，困守于石崖下，忍饥挨冻，直至第二天，‘勇’团作第二次强渡尝试，二连连长杨尚坤同志带一机枪班一步枪班奔杀过河时，才发觉他们还在那里。这时，毛正华同志如虎生翼地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射，首即占领敌人主要阵地。但敌人犹不甘心，集结二营以上兵力作孤注一掷，向我们三班人实行反冲锋，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我们三班人的顽强抗战，终于稳住了敌人反冲锋，最后以五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夺取了敌人视为天险的高崖！”夺取乌江天险后，“蒋累河水流非常湍急，搭桥颇不容易，我们红色英雄王友才、羽辉明、唐占钦、赖采份等五同志此次为了迅速的架桥，不顾河水的冰冷，脱衣过水往返数次。”如此生动的报道宛若战斗就在眼前。
《红星》对遵义战役的记载，则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河，再次攻占遵义城。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报道了这一战役，并在《遵义新闻》的标题下描述了遵义群众庆祝红军胜利的场景：“遵义城的广大劳苦群众，听到红军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的消息，全城欢腾，更加兴奋起来，为着自己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县革命委员会已定于五日下午三时在第三中学举行盛大群众大会，庆祝红军的胜利和追悼为革命而牺牲的死难烈士。”《仁怀工农慰劳红军》一文记载：“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总政治部派了代表答谢了他们的慰劳，并详细说明红军的主张，随即把肥猪烧酒连同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当地群众，并且抚恤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人民，欢声雷动，盛极一时。”
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中富有英雄传奇的篇章。然而，却有人歪曲历史事实，声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纯粹子虚乌有”。《红星》报1935年5月30日刊载的《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的报道为后人提供了历史真相。
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均来自红一团。“天险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还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坍，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作为先头团之一的红五团，“以打破纪录空前未有的强行军，一天走一百六十里追击敌人”“很迅速的向大渡河前进，牵制了很多敌人，使我们能胜利的渡河”。
强渡成功之后，“又派出了两个先头团沿大渡河的两岸向泸定桥前进。”红四团“是西岸的先头团，他们用了坚决迅速的行动，打坍了途中的阻敌一营，并曾以最优秀的射击技能援助东岸的‘胜’团与敌人作战，打死了敌人三百多。同时他们更用了急行军首先赶到了桥边。当他们到达桥边时，敌人数百扼守于桥东端，并已将桥板毁去一半。该团某连不顾一切攀着桥上的铁索，猛冲过去，把敌人吓得胆颤心惊连呼‘缴枪！缴枪！’此时在我们英勇无敌的红色战士的口中所呼出的口号是：‘不要你的枪！只要你的桥！’”
红三团“是东岸的先头团，他们一路都遇着敌人的顽强抗战，他们的意志也只有一个，就是要占领泸定桥。他们对着敌人就猛打猛冲，不怕敌人占据着如何险要的高山与隘口，终敌不过红色战士的英勇意志，他们仍然能够很快的冲破敌人重重的阻碍，达到了泸定桥。特别是他们牵制了许多敌人，给了‘勇’团（红四团）以很大的配合与帮助，他们的胜利与‘勇’团是同样的伟大！”
《红星》报关于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报道与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的报道互为印证。1935年6月3日，《战士》报刊载的《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一文，明确写道：“勇部田湾胜利后，趁胜猛追，在摩西面又消灭田湾溃敌残部，即赶至泸定桥。敌一团扼守桥头，毁去桥板，并在桥头纵火。二连二十一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将敌击溃，俘获人枪数十，全部占领泸定桥，取得了渡河全部胜利的保证。”
来源：前线客户端
编辑：杜莉
审核：张瑞华
三审：黄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