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民主是基于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学技术形成的一种新型民主。在西方国家，大数据对民主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案例就是助力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并且在总统任职期间创造了“推特治国”的先例。这亦表明，数字技术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甚至可能成为妨碍民主政治的因素。因此，要客观评价数字民主的价值与趋势，需要对其发展的缘起及背后的导向加以批判性反思。
西方数字民主的缘起
数字民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经典民主议题形成的一种民主模式。在传统民主政治当中，公民知情权、民主与舆论、媒体与民主等主题，都是数字民主的原初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明确指出，美国的民主有赖于地理、法制和关心政治的民情。但如果要排序的话，那就是地理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民情这个传统而古老的命题，正是当代数字民主的来源之一。
数字民主运用数字技术赋予民主的民意维度以新的形式。在民主政治当中，必然会存在信息的问题。从公民方面，无论是公民对信息的获取、讨论、协商，还是国家的信息公开、透明度、阳光政府建设等，都广泛而直接地与民主相关。从国家方面，对公民意见和态度的感知，对网络舆情的收集、整理和应对，都是当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内容。进入21世纪，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给民主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根据美国政治科学家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西方民主可以看作一个“输入—处理—输出”要素前后衔接、形成系统的流程。公民输入对民主的要求和支持，民主机构处理后形成相应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被公民接受后又形成新的要求和支持，重新输入到民主机构。这样不停地循环往复。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信息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民主是否能够非常敏锐地感知到公民的输入，并把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及时地回应公民需求，主要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进行的。在西方传统的环境下，这个过程是通过人工方式做到的，比如大量的调研、采集民意等，其系统性能力比较有限。随着现代国家越来越复杂，这些传统的民主手段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像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这样的现代科技被引入政治系统中，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也衍生了数字民主的新形式。
西方数字民主的技术导向
由此，我们看到，西方数字民主首要而鲜明的特征就是数字技术导向。数字民主并没有改变民主的本质，但顾名思义，它改变了驱动民主尤其是民主信息流程的技术手段。数字民主能够通过最新科技直接从网络获取海量数据，用以驱动民主过程，实现对民主政治的流程重组。从信息的采集、处理，到最终民主产品的产出，数字民主的程序是以技术为主要驱动的。
一方面，没有互联网，民众的舆情就不会通过网络表达出来；没有大数据，这些网络舆情也得不到收集和处理；没有人工智能，这些收集和处理的网络信息就达不到可用的高精度。这几个关键的技术对于数字民主来说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对互联网的运用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算法和算力，神经网络模型，机器学习尤其是深度学习，使得人们面对海量的互联网资源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处理能力。谷歌等公司开发出的Word2vec、TensorFlow、BERT等模型，将人类的计算能力推向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新的数字技术为民主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诸如大数据舆情监测、主动采集民意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国家和政府可以运用新技术主动采集民意。这极大改变了传统环境下舆情和民意的采集和处理过程，使传统民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需要看到的是，大数据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神奇。很多时候，大数据的准确性和效用性甚至只是“大概的数据”。
西方数字民主国家导向的不确定性
学者在讨论国家能力时，有人重视税收能力，有人重视军事能力，但现代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国家的信息能力。国家的信息能力就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手段收集、处理和回应民意的过程。只有收集了有效的民意，对民意进行综合处理，民主输出的产品才是有效的。传统政府收集民意的方法非常有限，但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大发展打破了这一切。理论上，网络舆情会实时同步到国家各个层面，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这种信息的获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在西方数字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导向目前来看还不是十分显著，到底是国家导向，还是大公司导向，还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十分明确。对于大公司而言，大数据意味着营收来源，广泛地将大数据运用于商业领域，也是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一些大公司掌握了国家和政府都无法全面掌握的信息，它们对公民态度尤其是公民在经济方面偏好的把握，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可以说，它们有运用大数据进行数字民主的能力，也往往成为政府合作的对象。
数字民主在技术运用方面的便利为国家导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可能。彻底的数字民主，甚至不需要公民和政府对话，政府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知道民意。这实际上是主动运用大数据收集民意，在进行相应的分析后，对民意做出快速回应。公民甚至不需要参与国家事务，国家就知道他的想法。这对国家的信息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对民主内涵的重构。
西方数字民主的管理导向
国家导向的数字民主，会突出管理导向。基于数字民主，西方国家直接通过各种政治工具和政策工具来实现“民主”。在实时的舆情监测系统中，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由公民主动向政治系统提交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系统主动采集、即时处理的过程。它使得传统民主政治宏大的、带有政治性质的叙事被分解为无数个日常的、充满治理色彩的“民主”实践。
在技术的主导下，数字民主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隐忧。在信息处理层面可能出现一种算法主导，甚至是算法专制。对于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背后都需要算法作为支撑，这些算法决定了哪些数据被采集，又应该如何处理。这一过程高度技术化，会带来一系列非民主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政治极化。大数据会更精准地识别用户偏好，并推送相应的信息，这会产生一种“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效应，使得公民只接受某些他喜欢的信息，固有的意识形态不断被强化，逐渐封闭起来，也越来越极化。
对数字民主比较乐观的人会认为，未来已来。新的数字技术对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产生的影响是直接而现实的，但科技进展与政治实践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忽略的距离。数字民主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尚需要时间来检验。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云薇
二审：杜莉
三审：郑海兵
